尼采哲学对AI时代意义危机的启示
译文：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尼采？
尼采将人视为一种“创造价值、超越自我的主体”，这一愿景，深刻地呼应了 AI 时代在心理和文化上造成的断裂。
作者：Shaoshan Liu
人工智能（AI）正在迅速重塑我们工作、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根基。现代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颠覆，更是一场深刻的存在危机。机器智能的崛起，可能会让人的“饭碗”不保，让人际关系变得空洞，让道德框架变得模糊不清。这一切，都在侵蚀那些长期以来支撑着我们意义、身份和集体生活的基石。
本文认为，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学，恰好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现代性）那场相似的文化剧变中。他的思想为我们应对当下的混乱提供了关键的指引。尼采将人视为一种“创造价值、超越自我”的主体，这一愿景，对于解决 AI 时代在心理和文化层面造成的断裂，具有强大的启发意义。
然而，尽管他的框架在对抗虚无主义、肯定个人内心的自主性方面依然有效，但在解决当代技术力量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和“系统性”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为了应对今天的全面挑战，我们必须将尼采的洞见“进化”到一个新的哲学方向：一个既倡导存在的勇气，也强调公民责任；既看重个人创造，也关注集体伦理设计的新方向。
1. 尼采哲学的崛起
19世纪末，欧洲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科学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想，曾被认为将取代宗教权威、带来普世进步，但它们开始暴露出裂痕。社会陷入了文化迷茫和道德上的不确定。<sup>10</sup> 工业化重塑了社会生活，传统等级制度逐渐瓦解，许多人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不再为价值观和目标提供共同“形而上学基础”（即一种终极的、绝对的意义来源）的世界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采发展出了一套哲学，旨在直面他所认定的现代性危机：虚无主义（nihilism）（即传统意义和绝对真理的崩溃）。尼采没有退缩到绝望中，而是用一种“肯定生命”的哲学作为回应。他主张，个体必须成为“价值的创造者”，不是通过服从外部系统来塑造目标，而是通过“自我超越”和“存在性创造”的行为来实现。这一愿景的核心是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注意：这不等于追求统治他人的权力），而是一种追求成长、发挥创造性能动性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内在驱动力。<sup>7</sup>
这个框架中的一个关键形象是 “超人”（Übermensch），或译为“超越者”。他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内心产生意义，并以自主、负责和勇敢的态度拥抱生活。这种理想拒绝被动遵从和对体制的依赖，敦促个人成为自己伦理世界的“作者”。<sup>9</sup>
尼采的哲学不仅诊断了道德的崩溃，还提供了一套用于重新定位的心理和文化工具。对于那些在宗教和社会确定性衰退后，努力填补真空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往道德独立、创造性表达和内心韧性的道路。像卡尔·荣格（Carl Jung）、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后来的存在主义者，都借鉴了尼采的思想，来阐释“人”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作为“自我构建的主体”的形象。就这样，尼采的思想不仅照亮了现代社会混乱的状况，还赋予了人们力量，让他们带着目标和“本真”（authenticity，即真实地做自己）去驾驭它。<sup>3</sup>
2. AI 时代的错位与瓦解
在过去十年中，AI 的发展突飞猛进，以大语言模型（LLM）和生成式系统的突破为标志。而最近，AI 已经进化成一种遍布物理世界的强大力量，体现为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服务型机器等实体系统——它们能在现实世界中感知、移动和行动。<sup>4</sup> 这种从抽象计算到“具身 AI”（embodied AI）的转变，标志着 AI 与社会融合的方式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革。<sup>5</sup>
2.1 工作的错位与意义危机
AI 进步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它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造。具身 AI 正在通过前所未有的自动化规模，重塑制造业、物流业和服务业。据预测，EAI（即具身 AI）市场将达到 10 亿台机器人，平均成本为 35,000 美元，其经济潜力是巨大的。然而，这些收益伴随着高昂的“人的代价”。世界经济论坛 2023 年的《未来就业报告》估计，全球可能有 8300 万个工作岗位被取代，这对中低技能工人的打击尤为严重。<sup>1</sup>
尽管人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回应，比如征收“机器人税”或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BI），但仅靠经济支持，无法取代有意义的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和心理价值。几个世纪以来，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个人身份、目标感和社会认可的核心支柱。随着 AI 不断侵蚀传统的就业结构，个人失去的不仅仅是工作，他们还失去了用以理解自己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意义框架。实证研究表明，非自愿失业与更高比例的抑郁、焦虑和生活满意度下降密切相关，尤其是当个人感到自己的贡献不再被社会所重视时。<sup>8</sup>
应对这场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再培训计划。它要求我们重新定义：在一个 AI 饱和的世界里，人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更强调人类独特的能力，如创造力、同理心、伦理推理和人际关怀。这些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对于一个有韧性的社会来说，在心理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呼应了尼采在 19 世纪末所面对的现代性危机：正如工业化和理性主义动摇了他那个时代继承下来的意义来源一样，今天的 AI 革命也可能催生一场新的“目标真空”。尼采呼吁人们在面对虚无主义时成为“价值创造者”，这为我们理解 AI 驱动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生存挑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视角。
2.2 关系的错位与社交空虚感的抬头
AI 不仅在取代劳动，还在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AI 系统正日益嵌入到护理、教育和日常交流中。这些系统也许能“模拟”同理心，但它们缺乏“相互性”（mutuality，即双向奔赴的情感）。随着“人工亲密关系”（artificial intimacy）的增加，真正的情感纽带正面临被可预测的、单向互动所取代的风险。
当机器开始模拟同理心、提供陪伴、调解社交互动时，它们就有可能取代那些定义了人类关系的、复杂的“互惠”（reciprocity）过程。情感劳动，这个曾经根植于相互理解和脆弱性的东西，被简化为程序化的反应——高效、可预测，但终究是空洞的。 “人工亲密关系”的兴起，可能会麻痹我们维持真实联系所需的能力：信任、共情和共同在场。
讽刺的是，随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 AI 驱动的系统，许多人报告说，他们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失联感反而加剧了。<sup>2</sup> 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转变，更是社会“脚手架”（即支撑我们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社会结构）的重组。家庭、学校和公民空间——这些传统的意义“容器”——正在被机器调解的日常事务所遮蔽，而这些程序无法滋养人类对真实关系的渴求。
尽管尼采没有预见到 AI 会取代人类的亲密关系，但他的哲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尼采敦促个人抵抗被动的遵从，培养真实的内心力量，这为我们在一个“合成连接”的时代（即人工制造的连接）重拾情感深度提供了一个框架。他呼吁我们肯定生命、从内心创造意义，这是在向我们发出挑战：即使机器开始模仿人际关系的形式，我们也要捍卫人类建立真挚关系的能力。
2.3 共同规范与道德框架的侵蚀
随着 AI 系统越来越多地介入招聘、医疗、警务和金融等决策，它们正在用算法逻辑取代人类的判断——这种逻辑通常为了效率而优化，但其（决策）理由却是不透明的。这些系统用充满偏见的数据进行训练，被嵌入了企业或机构的价值观，并在没有透明问责机制的情况下被部署。其结果是，我们共同的道德框架正在被悄悄侵蚀：那些曾经基于社会规范和公众审议的决定，现在却在技术基础设施的“黑箱”内展开，超出了民主监督的范围。<sup>6</sup>
这种情况，与尼采在现代欧洲观察到的文化混乱如出一辙。当时，形而上学和宗教权威的衰落，削弱了社会维持共同伦理意义的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被迫在支离破碎的规范中摸索，没有清晰的基础，也缺乏信任和责任的框架。算法系统现在正在做出关于风险、公平和价值的、充满价值判断的选择，却没有公共审议的机制，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一种私有化的、被动的伦理观。
尼采的哲学在这里仍然非常重要。他强调“内部的价值创造”和“伦理的自主性”，为规范的崩溃提供了强有力的回应。然而，在 AI 时代，决策不仅受文化影响，更受“基础设施”的塑造。因此，个人的道德创造必须与“系统性改革”相结合。透明的算法设计、集体的监督、包容性的价值设定过程——对于在一个日益自动化的世界中重建社会信任和伦理共识，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3. 在 AI 时代重温尼采
AI 带来的危机——工作的错位、关系的侵蚀、伦理规范的碎裂——与尼采在 19 世纪末诊断出的“存在性断裂”遥相呼应。在那个时代，是宗教的衰落和工业现代性的兴起，让个体从继承而来的意义框架中“脱了锚”。今天，AI 的崛起也威胁着类似的瓦解，不仅是生计的瓦解，更是情感纽带和道德凝聚力的瓦解。在这两个时刻，一个核心问题浮现了：当熟悉的目标和价值结构都在瓦解时，人类该如何自处？
尼采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是，拒绝被动依赖外部系统，并呼吁从内部“重估一切价值”。他所描绘的“超人”形象——肯定生命、创造意义、并为自己的“生成”（becoming，即不断发展的过程）承担责任——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存在性创造”模型。在 AI 时代，人们日益体验到“被淘汰感”、“失联感”和“伦理迷失感”，尼采对“自我超越”的强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心理韧性的道路。他的哲学不仅触及了自动化的经济或社会效应，更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人类需求：在一个冷漠的、自动化的世界中，我们渴望感到自己是“重要”的。
然而，尼采的框架，虽然在面对文化虚无主义时很强大，却不能完全解决当今技术危机的“结构性”本质。AI 时代的挑战不仅是“内心”的，它们更是“基础设施”层面的。算法在无形中塑造行为，平台将权力集中化，机器做出的决定往往逃脱了公众的监督。尼采对个人力量和“本真性”的关注，并不能让我们有能力去处理那些远超个人能动性的庞大系统。他对大众道德的批判（认为大众道德是平庸的“羊群道德”），虽然在他那个时代具有解放意义，但对于我们今天建立集体的问责机制、透明度机制和共享治理机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指导。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场哲学的“进化”：它既要保留尼采对“内心自主”的呼唤，又要将其与“系统性意识”融为一体。我们必须从“孤独的价值创造”走向“相关联的意义构建”，从“自我肯定”走向“共同设计的未来”。一种适用于 AI 时代的新哲学，不仅要面对“在机器面前如何保持人性”的问题，更要回答“如何塑造人与机器共存的系统”这一问题。它必须同时培养“存在的勇气”和“公民的想象力”，将个人与政治、伦理与架构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在迎接 AI 时代时，才不是带着恐惧或听天由命，而是带着一种重振的、集体的“意义意志”。
参考文献
1.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Di Battista, A., Grayling, S., Hasselaar, E., Leopold, T., Li, R., Rayner, M. and Zahidi, S., 2023, November.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 In World Economic Forum (pp. 978-2).
3. Jacobs, K.A., 2024. Digital loneliness—changes of social recognition through AI companions. Frontiers in Digital Health, 6, p.1281037.
4. Kaufmann, W.A., 2013.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Liu, S., 2024. Shaping the outlook for the autonomy economy. Communications, 67(6), pp.10-12.
6. Liu, S., Societal Impacts of Embodied AI, Communications, https://t.co/7GVsV4Wl5k
7. Mittelstadt, B.D., Allo, P., Taddeo, M., Wachter, S. and Floridi, L., 2016. The ethics of algorithms: Mapping the debate. Big Data & Society, 3(2), p.2053951716679679.
8. Nietzsche, F. and Hollingdale, R.J., 2020. Thus spoke zarathustra. In The Routledge Circus Studies Reader (pp. 461-466). Routledge.
9. Paul, K.I. and Moser, K., 2009. Unemployment impairs mental health: Meta-analys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4(3), pp.264-282.
10. Reginster, B., 2006. The affirmation of life: Nietzsche on overcoming nihi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aoshan Liu 是 ACM 美国技术政策委员会成员，也是美国国家公共行政学院技术领导力小组顾问组成员。他的教育背景包括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
原文链接: https://t.co/mEeuqCfEfS
尼采将人视为一种“创造价值、超越自我的主体”，这一愿景，深刻地呼应了 AI 时代在心理和文化上造成的断裂。
作者：Shaoshan Liu
人工智能（AI）正在迅速重塑我们工作、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根基。现代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颠覆，更是一场深刻的存在危机。机器智能的崛起，可能会让人的“饭碗”不保，让人际关系变得空洞，让道德框架变得模糊不清。这一切，都在侵蚀那些长期以来支撑着我们意义、身份和集体生活的基石。
本文认为，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学，恰好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现代性）那场相似的文化剧变中。他的思想为我们应对当下的混乱提供了关键的指引。尼采将人视为一种“创造价值、超越自我”的主体，这一愿景，对于解决 AI 时代在心理和文化层面造成的断裂，具有强大的启发意义。
然而，尽管他的框架在对抗虚无主义、肯定个人内心的自主性方面依然有效，但在解决当代技术力量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和“系统性”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为了应对今天的全面挑战，我们必须将尼采的洞见“进化”到一个新的哲学方向：一个既倡导存在的勇气，也强调公民责任；既看重个人创造，也关注集体伦理设计的新方向。
1. 尼采哲学的崛起
19世纪末，欧洲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科学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想，曾被认为将取代宗教权威、带来普世进步，但它们开始暴露出裂痕。社会陷入了文化迷茫和道德上的不确定。<sup>10</sup> 工业化重塑了社会生活，传统等级制度逐渐瓦解，许多人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不再为价值观和目标提供共同“形而上学基础”（即一种终极的、绝对的意义来源）的世界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采发展出了一套哲学，旨在直面他所认定的现代性危机：虚无主义（nihilism）（即传统意义和绝对真理的崩溃）。尼采没有退缩到绝望中，而是用一种“肯定生命”的哲学作为回应。他主张，个体必须成为“价值的创造者”，不是通过服从外部系统来塑造目标，而是通过“自我超越”和“存在性创造”的行为来实现。这一愿景的核心是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注意：这不等于追求统治他人的权力），而是一种追求成长、发挥创造性能动性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内在驱动力。<sup>7</sup>
这个框架中的一个关键形象是 “超人”（Übermensch），或译为“超越者”。他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内心产生意义，并以自主、负责和勇敢的态度拥抱生活。这种理想拒绝被动遵从和对体制的依赖，敦促个人成为自己伦理世界的“作者”。<sup>9</sup>
尼采的哲学不仅诊断了道德的崩溃，还提供了一套用于重新定位的心理和文化工具。对于那些在宗教和社会确定性衰退后，努力填补真空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往道德独立、创造性表达和内心韧性的道路。像卡尔·荣格（Carl Jung）、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后来的存在主义者，都借鉴了尼采的思想，来阐释“人”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作为“自我构建的主体”的形象。就这样，尼采的思想不仅照亮了现代社会混乱的状况，还赋予了人们力量，让他们带着目标和“本真”（authenticity，即真实地做自己）去驾驭它。<sup>3</sup>
2. AI 时代的错位与瓦解
在过去十年中，AI 的发展突飞猛进，以大语言模型（LLM）和生成式系统的突破为标志。而最近，AI 已经进化成一种遍布物理世界的强大力量，体现为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服务型机器等实体系统——它们能在现实世界中感知、移动和行动。<sup>4</sup> 这种从抽象计算到“具身 AI”（embodied AI）的转变，标志着 AI 与社会融合的方式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革。<sup>5</sup>
2.1 工作的错位与意义危机
AI 进步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它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造。具身 AI 正在通过前所未有的自动化规模，重塑制造业、物流业和服务业。据预测，EAI（即具身 AI）市场将达到 10 亿台机器人，平均成本为 35,000 美元，其经济潜力是巨大的。然而，这些收益伴随着高昂的“人的代价”。世界经济论坛 2023 年的《未来就业报告》估计，全球可能有 8300 万个工作岗位被取代，这对中低技能工人的打击尤为严重。<sup>1</sup>
尽管人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回应，比如征收“机器人税”或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BI），但仅靠经济支持，无法取代有意义的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和心理价值。几个世纪以来，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个人身份、目标感和社会认可的核心支柱。随着 AI 不断侵蚀传统的就业结构，个人失去的不仅仅是工作，他们还失去了用以理解自己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意义框架。实证研究表明，非自愿失业与更高比例的抑郁、焦虑和生活满意度下降密切相关，尤其是当个人感到自己的贡献不再被社会所重视时。<sup>8</sup>
应对这场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再培训计划。它要求我们重新定义：在一个 AI 饱和的世界里，人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更强调人类独特的能力，如创造力、同理心、伦理推理和人际关怀。这些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对于一个有韧性的社会来说，在心理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呼应了尼采在 19 世纪末所面对的现代性危机：正如工业化和理性主义动摇了他那个时代继承下来的意义来源一样，今天的 AI 革命也可能催生一场新的“目标真空”。尼采呼吁人们在面对虚无主义时成为“价值创造者”，这为我们理解 AI 驱动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生存挑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视角。
2.2 关系的错位与社交空虚感的抬头
AI 不仅在取代劳动，还在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AI 系统正日益嵌入到护理、教育和日常交流中。这些系统也许能“模拟”同理心，但它们缺乏“相互性”（mutuality，即双向奔赴的情感）。随着“人工亲密关系”（artificial intimacy）的增加，真正的情感纽带正面临被可预测的、单向互动所取代的风险。
当机器开始模拟同理心、提供陪伴、调解社交互动时，它们就有可能取代那些定义了人类关系的、复杂的“互惠”（reciprocity）过程。情感劳动，这个曾经根植于相互理解和脆弱性的东西，被简化为程序化的反应——高效、可预测，但终究是空洞的。 “人工亲密关系”的兴起，可能会麻痹我们维持真实联系所需的能力：信任、共情和共同在场。
讽刺的是，随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 AI 驱动的系统，许多人报告说，他们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失联感反而加剧了。<sup>2</sup> 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转变，更是社会“脚手架”（即支撑我们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社会结构）的重组。家庭、学校和公民空间——这些传统的意义“容器”——正在被机器调解的日常事务所遮蔽，而这些程序无法滋养人类对真实关系的渴求。
尽管尼采没有预见到 AI 会取代人类的亲密关系，但他的哲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尼采敦促个人抵抗被动的遵从，培养真实的内心力量，这为我们在一个“合成连接”的时代（即人工制造的连接）重拾情感深度提供了一个框架。他呼吁我们肯定生命、从内心创造意义，这是在向我们发出挑战：即使机器开始模仿人际关系的形式，我们也要捍卫人类建立真挚关系的能力。
2.3 共同规范与道德框架的侵蚀
随着 AI 系统越来越多地介入招聘、医疗、警务和金融等决策，它们正在用算法逻辑取代人类的判断——这种逻辑通常为了效率而优化，但其（决策）理由却是不透明的。这些系统用充满偏见的数据进行训练，被嵌入了企业或机构的价值观，并在没有透明问责机制的情况下被部署。其结果是，我们共同的道德框架正在被悄悄侵蚀：那些曾经基于社会规范和公众审议的决定，现在却在技术基础设施的“黑箱”内展开，超出了民主监督的范围。<sup>6</sup>
这种情况，与尼采在现代欧洲观察到的文化混乱如出一辙。当时，形而上学和宗教权威的衰落，削弱了社会维持共同伦理意义的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被迫在支离破碎的规范中摸索，没有清晰的基础，也缺乏信任和责任的框架。算法系统现在正在做出关于风险、公平和价值的、充满价值判断的选择，却没有公共审议的机制，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一种私有化的、被动的伦理观。
尼采的哲学在这里仍然非常重要。他强调“内部的价值创造”和“伦理的自主性”，为规范的崩溃提供了强有力的回应。然而，在 AI 时代，决策不仅受文化影响，更受“基础设施”的塑造。因此，个人的道德创造必须与“系统性改革”相结合。透明的算法设计、集体的监督、包容性的价值设定过程——对于在一个日益自动化的世界中重建社会信任和伦理共识，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3. 在 AI 时代重温尼采
AI 带来的危机——工作的错位、关系的侵蚀、伦理规范的碎裂——与尼采在 19 世纪末诊断出的“存在性断裂”遥相呼应。在那个时代，是宗教的衰落和工业现代性的兴起，让个体从继承而来的意义框架中“脱了锚”。今天，AI 的崛起也威胁着类似的瓦解，不仅是生计的瓦解，更是情感纽带和道德凝聚力的瓦解。在这两个时刻，一个核心问题浮现了：当熟悉的目标和价值结构都在瓦解时，人类该如何自处？
尼采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是，拒绝被动依赖外部系统，并呼吁从内部“重估一切价值”。他所描绘的“超人”形象——肯定生命、创造意义、并为自己的“生成”（becoming，即不断发展的过程）承担责任——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存在性创造”模型。在 AI 时代，人们日益体验到“被淘汰感”、“失联感”和“伦理迷失感”，尼采对“自我超越”的强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心理韧性的道路。他的哲学不仅触及了自动化的经济或社会效应，更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人类需求：在一个冷漠的、自动化的世界中，我们渴望感到自己是“重要”的。
然而，尼采的框架，虽然在面对文化虚无主义时很强大，却不能完全解决当今技术危机的“结构性”本质。AI 时代的挑战不仅是“内心”的，它们更是“基础设施”层面的。算法在无形中塑造行为，平台将权力集中化，机器做出的决定往往逃脱了公众的监督。尼采对个人力量和“本真性”的关注，并不能让我们有能力去处理那些远超个人能动性的庞大系统。他对大众道德的批判（认为大众道德是平庸的“羊群道德”），虽然在他那个时代具有解放意义，但对于我们今天建立集体的问责机制、透明度机制和共享治理机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指导。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场哲学的“进化”：它既要保留尼采对“内心自主”的呼唤，又要将其与“系统性意识”融为一体。我们必须从“孤独的价值创造”走向“相关联的意义构建”，从“自我肯定”走向“共同设计的未来”。一种适用于 AI 时代的新哲学，不仅要面对“在机器面前如何保持人性”的问题，更要回答“如何塑造人与机器共存的系统”这一问题。它必须同时培养“存在的勇气”和“公民的想象力”，将个人与政治、伦理与架构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在迎接 AI 时代时，才不是带着恐惧或听天由命，而是带着一种重振的、集体的“意义意志”。
参考文献
1.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Di Battista, A., Grayling, S., Hasselaar, E., Leopold, T., Li, R., Rayner, M. and Zahidi, S., 2023, November.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 In World Economic Forum (pp. 978-2).
3. Jacobs, K.A., 2024. Digital loneliness—changes of social recognition through AI companions. Frontiers in Digital Health, 6, p.1281037.
4. Kaufmann, W.A., 2013.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Liu, S., 2024. Shaping the outlook for the autonomy economy. Communications, 67(6), pp.10-12.
6. Liu, S., Societal Impacts of Embodied AI, Communications, https://t.co/7GVsV4Wl5k
7. Mittelstadt, B.D., Allo, P., Taddeo, M., Wachter, S. and Floridi, L., 2016. The ethics of algorithms: Mapping the debate. Big Data & Society, 3(2), p.2053951716679679.
8. Nietzsche, F. and Hollingdale, R.J., 2020. Thus spoke zarathustra. In The Routledge Circus Studies Reader (pp. 461-466). Routledge.
9. Paul, K.I. and Moser, K., 2009. Unemployment impairs mental health: Meta-analys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4(3), pp.264-282.
10. Reginster, B., 2006. The affirmation of life: Nietzsche on overcoming nihi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aoshan Liu 是 ACM 美国技术政策委员会成员，也是美国国家公共行政学院技术领导力小组顾问组成员。他的教育背景包括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
原文链接: https://t.co/mEeuqCfEfS